一是资源税和权益金制度改革推高了企业负担,需求累计同比增长 2.1%新萄京娱乐手机版

by admin on 2020年5月6日

2016年、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两次深入长江沿岸视察并召开座谈会,要求坚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工作的重要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修复长江生态环境,修复长江经济带废弃矿山生态是重中之重。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今年4月25日,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开展长江经济带废弃露天矿山生态修复工作的通知》,同时出台了《长江经济带废弃露天矿山生态修复工作方案》。  5月15日,自然资源部又在湖南岳阳召开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周边及汾渭平原等重点区域露天矿山生态修复工作部署会。  坚持绿色发展,坚决打好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迅速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废弃矿山生态修复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这是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即人类逐步认识到矿业开发和生态环境同等重要,生态优于开发而采取的措施或行动,是生态文明的重要标识。  进入生态文明时代之后,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更为迫切,对于绿水青山的诉求更为具体。废弃矿山生态修复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内容、手段和行动,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  回顾过往,有利于我们把握事物发展的历史逻辑。众所周知,工业革命是工业文明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也是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人类文明从农耕文明进化到工业文明的过程中,人类利用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特别是矿产资源的使用,大大增强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而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和地质学、矿物学的产生,更是直接推动了人们大规模地开采各种矿产资源,广泛利用高效的化石能源,使人类真正进入到工业文明时代,人类成为自然的主人。  矿物能源的大规模利用,有三个重要事件不能不提:一是蒸气机的发明与使用,大量使用煤炭,促进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兴起,为人类跨入工业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二是石油的发现和内燃机的发明与使用,使工业生产规模极大地扩大;三是电力的出现,使得大量以煤炭和石油为燃料的电厂向各个生活和生产领域提供电能,极大地提高了工业生产水平,也促进了科技进步。换句话说,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催生了蒸汽机、内燃机、电气化等重大技术与产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不仅使社会经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使人类工业文明前进了一大步,也给人类创造了巨额的物质财富和精神遗产。马克思曾经这样评价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在它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  需要指出的是,工业革命时期也是对矿产、能源依赖最强的发展阶段,也是开发、利用矿产资源最多的时期。在这个阶段,矿产资源的人均消费量往往是衡量一个国家发达程度的标志之一。工业革命250多年来,占世界人口20%左右的西方发达国家消耗了约占同期全球消费总量的80%的能源与资源,先后完成了工业化而进入后工业社会。著名学者彭慕兰认为:与其说工业革命创造了新的财富,不如说新的财富的发现,导致并推动了工业革命.。  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在给人类带来丰厚物质财富的同时,也让人们饱尝了自然对人类的“报复”。  当历史进入20世纪时,随着全球或区域经济的迅速增长,人类面临着越来越尖锐的发展与环境的矛盾。曾经陶醉于征服自然的辉煌胜利的人们开始认识到,工业文明在给人类带来优越生活条件的同时,由于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大量的化石能源消费,工业废料、废气的野蛮排放,超出了自然界的承受极限,违背了自然规律,造成资源枯竭、森林与植被减少、大气污染、气候变暖、温室效应、土壤退化和土地荒漠化、地下水系破坏、冰川消融以及海平面上升、生物多样性被破坏等一系列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生态环境问题已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为此,1972年6月,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大会,将全球环境问题列入世界发展的议事日程。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提交的环境发展中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1992年6月联合国在巴西举行了环境与发展大会,大会通过了以全球持续发展中心议题的“21世纪议程”,其核心是强调环境与发展的可持续性,即在保护环境和生态不受破坏、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前提下发展经济。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人类进入一个环境和发展的新时代。  1997年1月27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题为“联合国就世界资源使用情况发出警告”的报道,指出世界对自然资源的消耗速度已超过自然资源再生产的速度,呼吁悬崖勒马扭转环境恶化。保护生态环境和维持可持续发展已成为21世纪全人类共同的中心问题。其中,植物在维护生态环境中的重要作用已为人类所共识,并受到了广泛的重视。  和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中华民族从诞生的时候起,就矿产开发利用活动结下了不解之缘,创造了灿烂的矿业文明,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丰富了世界矿业文明的宝库,并且使我国的矿业文明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使矿业文化成为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而璀灿的篇章。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得益于矿产资源开发,我国建成了包括能源、钢铁、有色、化工、非金属及建材在内的,比较完整的矿业及其原材料加工工业体系,形成了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全面发展的能源供给体系。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因矿而兴的各类矿业城镇有400多座,矿业城镇人口约3亿人,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部分。  由于种种原因,近几年我国的矿山企业和从业人员数量有所减少,但迄今从业各类非油气矿山企业、石油、地勘、地调的从业人员仍有近1000万人。目前,矿业开发仍在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与人们日常生活提供着95%的能源、80%的原材料、70%以上的农业生产资料。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消费国和贸易国。矿业开发,不仅为工业化建设提供了物质保障,支撑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为全球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力量。  但我们也要看到,过去我国的经济体量较小,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而经历40多年的高速发展,现在环境的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特别是长期粗放式、压缩式发展,造成了“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使得我们在享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的同时,也在承受这些发展带来的副作用。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中国集中出现,突出表现为能源和其它矿产资源的消耗增长过快,资源环境代价过高,资源环境保护压力不断加大。  显然,这种以过度消耗资源及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改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放到突出的位置,加大保护环境的力度,改变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破坏的状况,否则,生产生活环境就会越来越恶化,不仅将直接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顺利实现,而且关系到中华民族生存和长远发展的根本大计。  在建设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这个大的宏观背景下,有关部门、有关省份及矿业行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特别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两山论”)的重要理念,按照“生态优先、保护优先”的原则,大力推进绿色勘查、绿色矿山建设,确保矿业开发在资源环境承载力范围之内,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并且取得不少成效。  如今,长江经济带废弃露天矿山生态修复引起了相关省份的高度重视。按照自然资源部的通知要求和出台的工作方案,各地迅速行动起来,  “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另一棵树摇动更多的树。”在总结、综合原有矿山环境恢复治理、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矿山公园建设等制度成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废弃矿山生态修复作为绿色矿业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行动,迅速在全国各地铺开。  各地勇于开拓,大胆探索,从立章建制、顶层设计、组织管理、措施办法、技术手段等方面进行创新,积累了很多行之有效、可资借鉴与参考的的经验,废弃矿山修复已从单纯的植被恢复向新兴替代产业转变,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广阔前景。

“希望社会各界不要把钢铁产业本身与生态文明建设对立起来,去产能不是去钢铁,钢铁企业也十分重视绿色环保的发展。”全国政协委员、原五矿集团董事长何文波在今年两会期间为矿业行业发声。  何文波表示,不断进化的新型钢铁产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也是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指导下,生态文明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钢铁企业其实很重视生态保护,愿意在这方面进行投入,而且现在的技术也可以满足绿色发展的要求。他以日本东京湾的3家千万吨级的钢铁企业为例表示,“他们与城市共同发展。”  “既要保障国家矿产资源所有者权益,又要保护矿业权人投资收益。”今年两会,何文波还带来了一份有关权益金修订的提案。  2017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方案》明确规定,矿业权出让环节征收矿业权出让收益,并一次性确定。随后,财政部、原国土资源部印发了《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财综〔2017〕35号)。  “但是在执行中,存在着问题。”何文波表示,一是对国家权益的体现不准确。与土地资源不同,出让矿业权是出让勘查开发矿产资源的权益,是一种排他性的机会,又称用益物权。在进入矿产开发之前,矿业权人并没有动用地下的矿产资源,没有涉及到资源所有者的权益。在矿业权竞争出让过程中为了体现公平竞争,可以竞价出让,但这种竞价不应与资源储量和矿产品价格挂钩。二是现行的出让收益制度容易被理解成矿业权价款制度的扩大化。矿业权价款制度是针对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出资形成的矿产地出让时收取的费用,体现的是国家作为出资者的权益。依据35号文,企业在以招拍挂形式取得矿业权后,在勘查开发过程中使用社会资金新增资源储量和新增矿种目前仍需缴纳出让收益。这实际上侵占了社会资本的权益,使投资人权益失去保障。因此,对国家出资勘查形成的矿业权与非国家出资勘查形成的矿业权,在出让收益评估上应该有所区别。  何文波表示,矿业权出让收益制度大幅度提升勘查成本,增加企业负担,影响行业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不利于矿产资源保障能力的提升。  一是资源税和权益金制度改革推高了企业负担,造成企业储备资产下降,接续投资乏力。在《关于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的通知》中,将全部资源品目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降为零,改革后的资源税税率包含旧税率和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在2013年至2015年矿产品价格低迷时期,按照税负平移的处置方式,设置税率高于全周期内矿产品市场的税费水平。加之部分省份相继发布了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细则,实际增加矿山企业税金负担。这一后果使得许多企业巨额投资勘查后发现的矿床变得没有经济价值,产生大量“呆矿”,压缩企业融资能力,导致后续投资下降。例如,改革后的黄金矿山吨矿总成本增加12.6%,造成3000吨黄金成为“呆矿”,资产价值近8000亿元。  二是矿产资源权益收益大幅度向地方倾斜,造成落实国家政策走样,进一步推高矿山企业负担。权益金制度改革后,中央和地方矿产资源权益收益分配的比例为2∶8(资源税为地税,矿业权出让收益中央和地方的分配比例为4∶6),同时中央一级政府只规定了税金率的征收区间范围,地方政府在落实税金率中较为普遍采用“避低就高”原则。同时,同一矿种税金率基本相同,做到了“一视同仁”,忽视了资源的自然禀赋和生产中应尊重的自然规律。此外,一些省份在发布新政策时,追溯期长,个别省份长达11年之久,违反惯例。  三是现行出让金制度,占用企业大量流动资金,成为矿业企业的沉重包袱,已成为困扰矿山企业的一大经济因素,与现在中央为企业减负的政策相违背,制约了行业健康发展,也降低了我国矿业的国际竞争力。  何文波建议有关部门在对权益金制度执行情况进行调研后,对该制度作出调整修订。

煤价收敛缘于下游掌握了采购节奏的主动权。若将煤价放入此轮供改周期中观察,煤价的最高点
765 元/吨出现在 2018 年的 2
月初,核心驱动在于旺季之后剧烈的“倒春寒”,但在“产地春节免休保产量、铁总保运输、港口行政限价进港”和“淡季预期”的综合作用下开启剧烈下行的周期,整体呈现出涨跌幅收窄的收敛特征。造成煤价逐步收敛的原因主要是两个:1)长协煤占比逐步提升,长协煤对需求的响应较为充分,进而使得市场煤相对边缘,价格愈发稳定;2)终端电厂库存逐步抬升,对于采购节奏的掌握能力得以大幅提升。  2019
年转入过剩缘于需求低迷。在 2019
年过去的时间里,煤价有两个重要的时间拐点:一个是陕西榆林 112
矿难,另一个则是 3 月中旬。在 112 矿难之后的 2
月,因为春节+矿难的影响,动力煤产量环比下降 5220 万吨,净进口环比下降
1150 万吨,显著高于 2017 年的 4340 万吨和 206 万吨(2018
春节保供不具可比性),4400 万吨供需缺口驱动秦港末煤完成了 32
元/吨的主升浪;进入3
月以后,随着产量和进口的恢复性增长,供需缺口基本弥合,价格走出了季度级别的拐点。按照年初的预期,动力煤产量增速为
7500 万吨(同比 2.5%),而需求端同比增长 4400 万吨(同比
1.4%),其中电力用煤需求增长 5900 万吨(同比
3%),供需整体保持紧平衡。但在上半年 1-5 月份的数据中,产量累计同比增长
2.7%,需求累计同比增长 2.1%,其中电煤需求增长仅达到
1.9%,对需求形成拖累。更麻烦的事情是,进入 5
月以后,电煤需求开始负增长,整体需求增长也转负,而产量增速开始加速,动力煤开始出现过剩的特征,且这一特征在
6
月产量的加速释放中愈演愈烈。  供需严重失衡有待高产量增速确认。在供需关系上,一共出现
2*3 六种组合,在供给的消极假设下,即总供给 18.2
亿吨,下半年消极、中性和积极需求假设下,动力煤依次过剩 1.4 亿吨、1.1
亿吨和 1 亿吨;在供给的中性假设下,即总供给 16.8
亿吨,下半年消极、中性和积极需求假设下,动力煤依次供需均衡、紧缺 0.3
亿吨和 0.4
亿吨。  煤价走势取决于进口煤管控节奏。在供需面上,若需求预期为消极,动力煤过剩的格局已经十分明显,价格整体方向为向下寻底,而最坚实的底部便是年度长协价格上方的政策底。在托底的政策工具中,较为温和的是进口煤调控,较为激烈的是生产控制(如
2016 年 2 月的 276 政策),在当下秦港 5500 大卡末煤价格中枢还在 600
元/吨的状态下,激烈的政策难以出现,改变价格节奏的主要是进口煤控制。在政策窗口上,预计
9
月煤价快速下跌至年度长协附近时,出现第一次严格的进口限制;另外一次料将出现在最后两个月进口煤总量接近2018
年全年总量时;而在旺季,进口控制将以海关总署协调额度和自律控制为主,难以在进口量上形成明显的压制。  下半年价格中枢预计为
580 元/吨。在价格中枢上,1-6 月秦港 5500 大卡末煤价格中枢为 605
元/吨,下半年价格中枢预计为 580 元/吨,区间为 560-600
元/吨,有力度的反弹取决于进口煤收紧政策的时点。按照季节性,电厂库存全年高点出现在
Q4,Q2 和 Q3 库存中枢基本稳定。但在过剩特征首次出现的 2018年,库存中枢从
Q1 开始逐季度上升,高点达到 8820 万吨。而在当下的
2019Q2,库存中枢已经高达 8000 万吨,同比高 1380
万吨,且预计仍将在过剩的局面中高位再攀升,下半年库存中枢有望突破亿吨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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